张早: 亲手建造的魅力是种很难估量的价值
摘要:张早是来自天津大学建筑学院的一名80后青年建筑教师,他为我们带来了在国内外旅行、建造的教学课过程展示, 也是体验建筑的某种“匠人情怀”,或者说是亲手制作的过程。他的言语中透着实在。在我们看来,这些建筑实践是非常实际而又原始的手工制作。花时间做这么辛苦又短时间内看不到名利的事情是否值得? 每筑想,现在不少中国青年建筑师连工地都不愿意去,何谈亲手制作“建筑”呢? 张早却说,难说技艺对文化的影响会强于课程的组织形式,亲手建造各种质感的墙面和小空间的体验究竟会对我,或者对这些学建筑的学生产生何种影响,也是很难在短时间内被评估的。

关键字:天津大学, 张早,赵敏,80后青年建筑师
作者:张早,赵敏
赵敏:你参与和研究过德国的建造教学,你觉得中德两国在这方面的差别是什么?建造技艺对于建筑文化有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
张早:建造教学的大题目下还是有很多可能,可以指向各种不同的目的。如果从国别的角度看差异,德国学校教学中的真实设计建造项目很多发生在国外。因为在他们的法规和产业体系的严格控制下,难以找到交付给学生的委托,教学里的建造内容也没有以建造节的临时建造形式面向低年级在校园里展开。除去实验室里的建造和少数例外,德国建筑院校的建造教学实践大多在非洲、亚洲和拉美的贫困地区以援建的形式发生,而完全陌生的异国环境可能会带来的种种不便和困难,让这种教学往往不仅限于单纯的技术范围。2011年,在坦桑尼亚的西部村落蒙港,柏林工大的迈特斯教授与坦国政客协商,希望带领学生完成几间小型旅社的建造,并交付村落经营,以打破国家公园管理局对当地旅游业的垄断,通过游客带来的消费刺激当地的经济。由于村子不通公路,也没有供电,表面上学生需要在没有任何机械设备支持的状况下,使用有限的工具和建造手段工作。但实际上这是通过草图、手工模型和电脑软件的配合来推敲方案,使用了互联网技术支持调研,靠手机通信来调配材料。在不通电的蒙港,团队的电子设备需要由一台小型柴油发电机和一块太阳能光伏板来支撑,这意味着学生要先配置并学会使用这些东西,然后才能配合当地工匠开始建造,放线,挖基坑,手编钢筋,用旧木板支模,用铁锹搅拌混凝土。同时,他们需要遥控外地的工厂完成预制木构架的制作。
 
在坦桑尼亚蒙港的建造教学,编织钢筋

修筑基础
 
这里有组织,有制作,有重复,也慢慢产生了一些技巧,有很多体力劳动,也有新技术,混在一起可能是项目整体“建造技艺”的面貌。这里面工具的选用和工序的衔接,施工安排都需要师生和当地村民一起确认。这样盖出的房子,因为不全是飞来的,材料和技术都可以在当地找到,因此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被村里的富人模仿。最终完成的旅舍既是学生们的作品,也成为蒙港的新地标,被村里的人们认同。参与建造的人有本地的工匠,村里的翻译,有患有艾滋病的厨师(村里曾因艾滋病问题主动为团队更换过翻译,但这里又有其他干预卷入,最终呈现为一种矛盾),他们大都信奉伊斯兰教,还有布隆迪来此的难民,以及工大的师生。此外,建造也借用到德国人在附近城市开设的工坊的力量。而旅社的后期运营需要使用英语和互联网,翻译们借着便利就直接接手,收支监管部分由附近野生公园里的简·古道尔研究所负责,来自英国的灵长类动物研究者卷入其中。而它成立的前提之一又来自一名政客为获取更多选票所做出的努力。
 
建造中的旅社
 2013年完成的旅社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被德国人称为“世界的屁股眼”的蒙港,都直接和这个小房子相关,那么有意思的是,如果它可以被认成是文化的载体,那它承载的究竟是什么。从表征看,这里有混合结构,混凝土加钢构件加木结构,有桁架,出现了工种混合,从这个角度看,就明显有来自德国的建筑技术痕迹。如果把它认成是一种教学方式的结果,那也是来自德国的大学,但实际上,这种教学本身就是希望消解大学的教育模式,让它回到社会回到现实,那么诸多复杂因素便一起涌入。或者涌现,像现在我以一种八零后建筑人的身份在您的新媒体平台继续描摹建构关于这座小旅舍的事情。如果说它的存在已经成为一种文化象征,即刻我们很难将其确认为纯粹的德国文化,也不能说它是坦桑尼亚文化,或许可以称之为今天全球旅行风潮下催生的蒙港文化。这样的实践项目需要参与者很强的动手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德国的学生是可以胜任的,这应该得益于他们从幼儿园时就需要开始参与社会实践的教育方式。当然也有些小型的建造实践会在校园发生,例如亚琛工大有一个建造园地,是石蓓德教授用于讲解日本茶室文化课程的实践园地。每年春、夏,他都会请来日本的工匠和学生一起建造日本茶室。他说“我们不教授日本文化,我们直接建造日本文化”。茶室的建造工艺和建成空间的感知状态都来自日本,这使得学生们有机会在一定尺度内理解日本的茶室文化。但实验园地已经脱离了日本的语境,考虑营地里的烧烤聚会是建造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没有茶,但不可少了香肠和啤酒,我想这应该算是亚琛校园文化的一部分了。在这里,难说技艺对文化的影响会强于课程的组织形式,亲手建造各种质感的墙面和小空间的体验究竟会对这些学建筑的学生产生何种影响,也是很难在短时间内被评估的。
 
石蓓德教授和他的日本茶室墙体实验

 茶室旁的野餐
 
赵敏:在德国的访学,你觉得收获的是什么?
张早:从更大的地理分区上看,我还是很高兴自己当时选择了欧洲,感觉欧洲这些城市里不同的文化和层积的历史为现代建筑的持续推演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对于今天在欧洲学习的建筑学子们来说,建筑旅行构成了专业学习中必不可少的补充。在我自己松散自主的两年访学里,最大的收获也应该是来自旅行。现在想想,这些旅行当初都是以很功利的目的被计划,多是以参访知名建筑师的作品为目的的走马观花,其中绝大多数是关于现代建筑的旅行。或者说,其实自己最初选择去欧洲,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有机会去看看卒姆托造的房子,后来有为了看柯布的房子计划的法国路线,也做了关于西扎的葡萄牙旅行,关于阿尔托、费恩、阿斯普朗德、拉夫伦次、伍重、斯卡帕、宾纳菲尔德的主题旅行也都做过,还有去荷兰、西班牙、奥地利、捷克、英国的旅行也基本是关于现代建筑作品的。此外,也有关于城市和古迹的行程,罗马、庞贝、佛罗伦萨、雅典、德尔菲、巴萨罗那、格拉纳达……其中很多只算得上纯粹的游玩。由于时间有限,基本上自己每一次都是在仓促的准备中出行,带着能从这些名师名作中获得某种集邮爱好者式的自我满足与证明的期许出发,马不停蹄,挂一漏万,但去到不同的国家、城市,看到不同的房子,遇到不同的人和事,就慢慢发现事物不必需是自己心里以为的那个样子的,实地的踏访,总是有很多细节、面向重新刺激、修正自己既有的认知。因此,在这个过程中,我自己对“建筑学”这个词的理解也不断发生变化。
 
探访卒姆托的作品
 
“卒姆托的那些作品就应该是建筑设计的标准答案”,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持有这样的想法并且坚信不疑。正是关于西扎作品的旅行改变了我的这种看法。除去整体判断,西扎设计中那些放松灵活的小动作,那些凭借有限种类的材料和技术所实现的复杂性,这种实体背后散落无边、率性却又细致的奇思妙想粉碎了我的这种观念,让我明白了卒姆托设计中那种绝对、唯一的空间状态,也让我认识到了之前一直是在用康,或者卒姆托等少数几个建筑师的视角去读其他建筑师的作品。这种感受可能很难从图面或者照片习得,需要亲身体验。类似对既有观念的冲击也可能出现在生活中的任一角落,像投在宿舍深处墙壁的树影里,我感受到东西向布置的房子在高纬度的日照优势,或是在米卢斯街头和着冷空气和鸟叫声穿过架空层的一束平平晨光里,我重新思考了商品房一味削减公摊面积造成的冷漠具体是什么。同时,自己会观察到,从柏林向西去阿姆斯特丹的列车上,从高德到低德,乘务员的舌头越来越卷。如果向南行,就会发现,欧洲人的眼睛并不全是不怎么会转的。在库尔这样的小城市过马路,人会看灯,车会让人,在罗马,人不看灯,也不看车,在柏林,一个小路口,马路上看不到车的影子时很多人也会等交通灯,有的路口一个绿灯只够你过半条马路,但对于机动车来说就会方便很多。在那些旅游胜地,在威尼斯容易被偷,在巴萨罗那容易被抢,在驶往巴黎的Thalys列车上,即便没有人持AK47上来,也可能有小偷会在列车靠站时上车,趁你不注意拎走你的行李。欧洲没有检票的火车站可以看成是开放的城市空间,靠站时列车也和它连接起来,国人容易丢行李,往往是因为在漂亮的车厢里失掉了戒备。
 
西扎的一个细部处理
 
赵敏:大家一般会认为德国设计讲求精致的细部,对建筑夸张的形体创新不感兴趣。你觉得是这样吗?
从密斯设计的国家画廊里看夏隆设计的柏林的国家图书馆
 
张早:当我们谈论“德国设计”时,会囊括千千万万的设计师和他们的作品。德国现代建筑给人的第一印象是精致的细部,简洁的形体,这可能是显赫的密斯的功劳。在柏林的中心,密斯设计的国家画廊八根巨柱托起正方形屋顶的檐下,便同时可以看到另外一位德国建筑师的两个作品,汉斯·夏隆的爱乐音乐厅和国家图书馆,它们都有着奇异的造型和复杂的空间。在夏隆作品背后,有着他的好友雨果·韩林的有机建筑建筑思想。关于韩林,大致有这么一个段子,他总是希望设计确切的房间来对复杂的功能做出回应,在和密斯共享办公室时,密斯看他经常因为如何划分空间纠结,便和韩林说,把你的房间做的大一点,这样人们想在里面做什么都可以……当然,德国还有设计了爱因斯坦天文台,想固化相对论的门德尔松,做出了玻璃屋的布鲁诺·陶特,有波伊齐希,有多米尼库斯·博姆,以及他的儿子,后来以夸张的雕塑感形体著称的普奖得主哥特弗里德·博姆。提到普奖,还有另外一名不能不提的结构大师,慕尼黑奥运会主场馆的设计者,今天刚刚去世的得主弗莱·奥托,他的博士论文中就提到了哥特弗里德·博姆。当然,还有约尔根·梅耶这样的德国建筑师在塞维利亚做出了蘑菇状的木构建筑。如果从德语区的范围来看,很多很节制的瑞士建筑师也不是没有“形体创新”,卒姆托、奥吉亚蒂、科雷兹都有看起来样子很奇怪的作品。当然,这并不能说明德国设计会关注形体创新,但可以简单地对“德国设计对夸张的形体创新不感兴趣”这个命题证否。
 
国家图书馆的内部空间

 夏隆设计的柏林爱乐音乐厅

 
多米尼库斯·博姆设计的St. Engelbert教堂
 

哥特弗里德·博姆设计的朝圣教堂
 
赵敏:独乐寺“造门”是个挺有意思的课程实践,在天大每年都有这样的实践课么?它对于建筑史教学有什么意义?
张早:在独乐寺造门这样的教学到目前只发生了一次,是2013级一年级第二学期学期的课程之一,在天大算是一个特别的例子。这个课一开始先是丁垚老师有了个大概的构想,那时我们并不熟悉。他应该是2013年底在华南理工大学开会时,和刘东洋老师说起这个话题,刘老师向丁老师推荐的我。这样,丁老师回到天津就来找了我,当时我们俩还有王颐真、孙欣晔两位在鞍山西道时代广场的星巴克聊了这个事。我听了以后很高兴,一口就应下了,用丁老师后来的话说,算是“一拍即合”。
题目确定以后,我们通过命题作文的形式确定了人选,坚持到最后参与造门的是红烨、林傲岳、王新杰、杨潇、张璐几位。“造门”只是他们一年级下的最后一个作业,是整个学期计划的最后任务,前面还有“读画”、“王学仲研究所的入口空间分析与再现”、“灯罩设计”一系列小作业作为铺垫,来训练形式分析能力、入口空间的感知、设计以及动手制作的实现能力。如果说对建筑史教学的意义,可能是同学们有机会先让自己来到蓟县,进入独乐寺里面,来开始缓慢地感受这个辽的建筑,他们通过一个具体的事情来和这里发生关联,这一切发生在他们正式接触建筑史教材的教学安排之前。他们见到文保所的工作人员,知道这个地方的春天、夏天,白天、夜晚,而不是更多通过其他的方式来间接地了解这个地方。他们慢慢知道去哪吃饭,知道去哪买水、买水果、吃冰激凌,知道鼓楼广场,知道夜市,知道天津往返蓟县的列车时刻表。这个寺还有今天的蓟县,和他们关系很近。这样,在这里要造一个门,它在确定的位置、确定的环境里,需要在有限的时间里立起来,也就必须考虑使用的材料、方式和自己的能力,而这些所有的事的契机,是为了纪念关野贞与独乐寺的偶遇。它还有超人的尺度,这也带来了技术上的种种困难,需要具体的行动和调整来给予回应。它是一个真实的事件,所有的参与者都能实际地体验完成的作品,这两扇门做好了,就会在空间里真实地存在,可以轻巧地转动,开放地接受评判。其中的教学经验,每个参与者所留下的记忆,和把投影层面训练的图面结果作设计成果、靠教师经验打分反馈的教学不是特别一样。这种不同不是完全由题目的形式内容决定的,在常规教学里,也可以通过某种努力来调动热情完成某种程度的学习,但这个特别的任务,它的内容确实影响了每个人在这个过程中面对一切问题时所持有的状态。
造门后,这一个学期的学习算是一个起点,现在几位同学还有二年级加入的张开,继续在丁垚老师这里学习,杨潇之前说过,“去蓟县像回老家”,他们算是蓟县人了?
 
映衬寺外霓虹的门扇丁垚摄

 
左起张璐红烨王新杰杨潇林傲岳和孙欣晔
 

观音之门红烨绘制
 

门扇分解轴侧张璐绘制
 
赵敏:80后青年建筑师与70后、60后建筑师相比,你认为有什么不同?
张早:现在建筑师获得委托的机会少了,发声的渠道多了,80后建筑师正在进入黄金成长期,所需要面对的境况应该是很多前辈建筑师们所未曾经历的,这也许不是坏事。
 
注:
1.本文原载于ikuku建筑网《每筑建文》专栏,写于2016年。
2. 张早,1983年3月25日出生,天津大学讲师。
3. 赵敏,北京中联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总建筑师,清华大学硕士,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中国建筑学会资深会员,中国建筑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建筑文化遗产》特约副主编、《建筑知识(a+a)》特约评论人、《南方航空》杂志建筑特约评论人、Ikuku建筑网特约评论人、非常设计师网特邀资深设计评论人、专筑网特约建筑评论人,独立撰稿人。